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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禁止其雇员参与外国人才招聘计划。

步志高所长很快就同意了。目前国内关于非洲猪瘟的科研布局比较全面，工作主持也比较有序。

连续4个月大开绿灯的机时，除了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实现。我这才意识到，现在是除夕，要过年了。其中，针对非洲猪瘟病毒复制过程中的关键酶dUTPase，该团队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团队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非洲猪瘟病毒结合药物的潜在位点，为研发有效药物提供了宝贵的钥匙。其中，2018年解析的单纯疱疹病毒直径达到125纳米，是当时人类解析出高分辨率结构的最大病毒之一。他的老家四川正是非洲猪瘟疫情的重灾区之一，乡亲们养的猪大批染病死亡。

多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终于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优势，成就了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个典型范例。右：衣壳层整体结构） ■本报记者 李晨阳 猪肉涨价，贯穿了中国人整个2019年的记忆。人物生平 ●1893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镇海。

戴芳澜的关门弟子郑儒永院士告诉《中国科学报》，但在工作之外，他对大家却关怀备至，经常和爱人邓淑媛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我国真菌学研究已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1955年，任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并任常务委员。今天，这位严师一丝不苟做学问的态度仍影响着门下的弟子及学人，激励着后来人将他开辟的学科和研究推向国际前沿。

他们中有戴芳澜的学生和他昔日的年轻一辈同事，这些人追随前人脚印为微生物学奉献一生，如今也已白发苍苍。敬是因为他不仅德高望重，且讲课时往往结合重要植物病害的实例，深入浅出，培养了学生的兴趣。

裘维番、陈鸿逵等回忆，在金陵大学学习真菌学时，戴芳澜用复写纸印出20余页真菌新属名的目录分发给大家。●1979年，《中国真菌总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从1932年到1939年，戴芳澜共发表了9篇《中国真菌杂录》，其中包括锈菌、白粉菌和尾孢菌等对农作物病害关系极大的菌类。微生物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蔡磊说，以戴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给青年一代真菌学人树立了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榜样。

像当年不愿当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所长和农学院院长一样，他也婉拒担任北京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北京农大）校长，后来该校连系主任也由从英国回来的周家炽担任。但几年后，他刚到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读书，又因父亲失业而辍学回国，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工作一丝不苟，对人一点面子也不留。纪念文章《戴芳澜教授小传》《戴芳澜教授的主要著作目录》发表。

学生郑儒永等继承他的遗志，在1979年出版了该书。发现了新属、新种，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摆在学名后面。

除开展植病研究外，戴芳澜还致力于将现代真菌学扎根在中国。许多分类工作都想多发现些新属、新种。

1914年至1919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他爱护别人的科研成果，对学生作出的成绩十分珍惜。他没有大佬权威思想，即便有人当众纠错，他也虚心接受。奥入微观，举贤纳士铸辉煌 今天的中科院微生物所面向高科技、大产业，在真菌学、病原微生物、工业微生物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中两翼齐飞，而它，正是脱胎于一甲子前戴芳澜带领的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当时刚到真菌所工作的魏江春便被选派留苏。时代在变，但当我们难以抉择时，不妨向老一辈科学家取取经。

早年对水稻、果树等作物病害及其防治进行了研究，上世纪30年代后从事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及植物病理学的研究，特别在霜霉菌、白粉菌、鹿角菌、锈菌、鸟巢菌、尾孢菌等的分类方面，以及竹鞘寄生菌的形态学和脉孢菌的细胞遗传学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关论文为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尽管如此，1919年回国后，戴芳澜仍立志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它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同时，向国际水平看齐。

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91973年，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19341935年，在美国纽约植物园及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攻真菌遗传学。戴芳澜很早便指出这个问题。

裘维蕃的弟子、微生物所研究员刘杏忠说。仅老一辈植物病理学家就有陈鸿逵、俞大绂、周家炽、林传光、裘维番等，他们奠定了我国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发展的基础。●19211923年，任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教授。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研究上，从白粉菌做起，精益求精、越做越广，很快便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绩。

●19501957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53年起兼中科院真菌植病室主任。因为植物病理学家王云章和他一样都搞锈菌，他便主动放弃，让其继续开展相关研究。

▲1955年在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上与周总理握手。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名存千古。

■本报记者 冯丽妃 27岁，初入教育界，清秀的面孔和瘦弱的身材让这位年轻教授觉得自己似乎缺了点师道尊严，为此他特意在唇上留起了一撮短髭。●19101911年，上海震旦中学肄业。

如此看来，这些矛盾似乎又不矛盾。戴先生非常严厉，不苟言笑。再譬如他对科学实验的精益求精、数十年坚守教学一线不愿做官、举贤任能不以个人得失为重相关事例不胜枚举。在受托承担这一任务时，作为该校病理系主任的戴芳澜力争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

新中国成立后，戴芳澜的教学与科研进入崭新阶段。今天，戴芳澜的这些观点仍有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这部书在他生前未能编写完成。对此，他指出，为了解真菌的演化以及在真菌利用上发掘新资源，发表新属新种是好事，但不能从个人名利的观点出发，以轻率的态度任意发表。

上世纪6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的戴芳澜老骥伏枥。●19561958年，任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